女人与鸟（Woman and
bird）3
黎显慧
三、鸟崇拜是木崇拜的演变与升华
木崇拜形成于原始社会晚期，经历了漫长岁月的积淀，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渗透力。木崇拜维系着延绵之久的母系社会。
甲骨文是源自母系社会的象形文字，其中有一些字与木崇拜密切相关，如甲骨文的“
（妇）”、“
（帝）”、“
（东）”。这几个字皆从“木”，表明直至商代初期，木崇拜仍然占主导地位，这是一条绵延不断的主线。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天”的概念是晚出的，商代早期称天为“上”， 称地为“下”。 “下上帝”之称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陈梦家说，卜辞的“下上”到武乙以后改为“上下”。[1]可见，商人起初是尊下的。在武乙之前，言“下上”，不言“上下”。 甲骨文的“帝”字上面为一个倒三角，木有根、干、梢，“帝”字意在表梢。由此推测，“下帝”、“上帝”的本意为根崇拜，梢崇拜。无论“下帝”还是“上帝”，都是木崇拜的继续。
木（母）崇拜根深蒂固，汉语“木”、“母”同音，记录了木崇拜即母崇拜的历史。远古先民非常虔诚，不会轻易改变母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商代已进入父系社会，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男神崇拜。让男神登上神坛是世界性的大难题。
袁珂认为，根据我国古代神话发展的情况看，最早的开辟神，应该是一位女性才对。[2]朱狄说，在中国神话中，女娲、伏羲这些创世英雄都是“一”；“二”是后人添加上去的。[3]
根据上述诗句分析，天为父神，玄鸟为母神。父神是如何登上神坛的？史书中并无详尽的记载。不过，商代距今不远，大量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可以填补这段空白。
由于木崇拜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随着宇宙观的发展变化，新的宗教崇拜涌现。这些次生宗教崇拜与木崇拜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以木崇拜为主的多神崇拜，其中与木崇拜联系最为紧密的是鸟崇拜。
东亚各民族保留了大量的母神时代的创世神话。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分析，均表明鸟崇拜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宗教信仰。
很多民族都有传唱古歌的遗俗，古歌大多依托原始宗教祭祀而传承，家喻户晓。传唱者大多有巫的背景，经过严格的训练，口耳相传，很难改变。即便宗教大权转移到男巫手里，也不是想变就变的，变与不变的斗争是长期的，一直延续至今。世界各地、各族群文化演进程度不一，差异性有助于填补一些缺环。
东亚有两大繁衍至今的远古族群，一是沿海生活的古越族，一是沿江河湖泊生活，逐渐向西南山地迁徙的古苗族。这两大族群的文化同源，曾经是东亚主流文化的代表，其差异是后来形成的。
壮族为古越族的后裔，古歌《姆洛甲》至今活在壮族民间歌手的口头上。其中始祖母受风而孕，腋下生子的神话与甲骨文的记载相印证，堪称世界远古宗教神话的经典。苗族古歌的史学价值也不容小觑。
这两个族群都崇拜木和鸟。整体而言，生活在偏僻的山地，环境相对封闭的苗族，原生态文化保留较多。下面以木崇拜为线索在歌海中钩沉。
神树古枫[4]
苗族的木崇拜主要表现为枫木崇拜。枫木是神奇之物，《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郭璞注：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黄帝杀蚩尤的神话是父系社会时期产生的政治神话，形成较晚。
尽管现存的苗族古歌大多经过了父权社会的改编，但是文化的底蕴是很难巨变的，加之虔诚者总会想方设法将老祖宗的东西保留下来，因此古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努力挖掘古歌中的密码，才能不负先民的用心。
古歌中最古老、最有价值的是以木为母的唱词。
苗人以枫木为祖，《苗族古歌·十二个蛋》唱道：“回头来看最远古，砍倒那棵枫木树，大家都是枫树生……”[5]，一语道破天机：枫树为创世神，生成天地万物。《苗族古歌·运金运银》中的“有妈有娘才生养”[6]等语句强调生养者是母亲。语言是史前文明的活化石，湘西方言称枫树为“道米”，黔东方言称枫树为“道莽”，“道”是树的意思，“米”、“莽”即妈妈，合起来即母亲树。[7]
枫树独自创世的观念不变，枫树是唯“一”，不破不立，被砍就是破“一”，变为“二”或“许多”。 古歌中留下演变的轨迹：“有娘才能来生养。哪个妈妈来生呀？”[8]，首先变成了“哪一对妈来生的？”[9] 再后来又变成“哪对爹妈来生养”[10]。
这样变也太明显了，还是先变成许多，在神幻的演变中达到目的。胡拓搜集的《枫木歌》说：最初最初的时候，最古最古的时候，枫香树干上生出妹榜，枫香树干上生出妹留。按苗语意译。“榜”是花的意思。“留”即蝴蝶，“榜留”即花蝴蝶，“妹”即妈妈连在一起，“妹榜妹留”即花蝴蝶妈妈的意思。[11]吴晓东搜集的《枫木歌》也有类似的描述：树根变成泥鳅，树桩变成铜鼓，树叶变成燕子，树干变成蝴蝶。[12]唐春芳搜集整理的《砍枫香树》这样写道：树根变成鼓，树干生妹留，树尖变成金鸡，树心变成博桑、博啥，树皮变成蜻蜓．木片变成蜜蜂，树包包变成猫头鹰，大树根变成龙，小树根变成鱼鳅。[13]
这些不同的版本描写的都是由“一”变为“许多”， 其中谈到了树根、树桩、树叶、树干、树皮、树心、树尖。
远古先民最崇拜的是树根，无论东方、西方，人们都喜欢用“根”来形容事物的本源，或指代祖先。以根为本的观念延续至今。
苗人在枫树下祭祖的古老遗风至今犹存。
祭拜枫树，贵州雷山郎德下寨苗族成人礼[14]
根崇拜源于母系社会。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后，根崇拜成了推行男权政治的障碍。但几万年来形成的宗教信仰已经固态化，极难改变。于是，旨在替代根崇拜的树干（杆）崇拜兴起。
铜鼓坪上的族杆，贵州黔东南自治州的凯里市雷山县郎德上寨。[15]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的大布红苗寨祭花杆[16]
“枫香树干上生出妹榜，枫香树干上生出妹留”是干崇拜留下的印迹。黄军搜集的《妹榜妹留》说：树干砰砰响，生出妹榜留。[17]《砍枫香树》的另一个版本说：树干生妹榜，树心生妹留。[18]树心是树干的中间部分，仍然是树干。砍枫香树原初的意图在于以“干”代“根”。
古歌中的砍树情节是别有用心的，为了掩盖其目的，树干中生出的妹榜留仍然为母神。再后来妹榜留由“一”变“二”，变成了妹榜、妹留二神。
文山大布红苗寨至今仍有公花杆和母花杆，也表明，树干（杆）崇拜初起时，母神的属性未变。
鼓也是树干崇拜的产物，以往苗族人祭鼓所用的鼓必须用枫木制成[19]。苗族举行隆重的“吃鼓藏”祭祖时，最初的鼓都是用枫木做的，认为敲击枫木鼓，才能唤起祖宗的灵魂。[20]祭鼓开始由女巫担当，后来逐渐转移到男巫手中，传统的树下祭祖演变为场地上祭鼓。
汉语有“干部”一词，不知是否产生于树干崇拜时期？由于树干缺乏树根的神秘感和繁殖力，难以替而代之。无奈之下，神学家们又打起树梢的主意。
与树干相比，高耸云天的树梢扑朔迷离，极易令人产生神秘感。人类曾经的邻居——鸟类便活跃在树梢上，月亮、太阳和星星，还有祖先灵魂都在树梢上，这些都增添了树梢的神秘感。
苗族古歌说：“树梢变成鹡宇鸟”。 [21]湘西苗族地区巫师法冠上有鹡宇鸟形的图案，大部分苗族地区芦笙场中央的所谓“鬼杆”（又名“花杆”、“花树”）顶上也有鹡宇鸟的木雕[22]。
鹡宇鸟（树梢）的出现为的是替代蝴蝶妈妈（树干），为配合这种转变又产生了新的故事。
蝴蝶妈妈生下十二个蛋，它不是自己孵，而是由鹡宇鸟孵。孵出人祖姜央及他的弟兄、雷、老虎、水牛、大象、蜈蚣、蛇等。可见，鹡宇鸟的属性依然是母性，它取代了蝴蝶妈妈的创生地位。
鶺宇鸟是苗绣中的重要题材，鶺宇鸟类似凤凰，是神化的产物。
鶺宇鸟，苗绣[23]
“根本”是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根为事物的本源，树梢是末，用树梢替代树根的位置是本末倒置，这一变化是依靠鸟崇拜来完成的。
鸟崇拜滥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盛行于商周时期。鸟崇拜借助树梢崇拜之力，为商代武乙颠倒乾坤（天地）铺平了道路。从《诗经·商颂·玄鸟》和《苗族古歌》来看，鸟崇拜依然是母神崇拜。
《苗族古歌·砍枫香树》唱到：树根变成布谷鸟，树根变成个黄鹂，树梢变成鹡宇鸟，树叶变成燕子飞，树圪巴变成蝉儿鸣。[24]将木崇拜与鸟崇拜的关系表现得十分清晰。
鸟崇拜不是图腾崇拜进化的产物，而是木崇拜的演变与升华。
[1]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79页。
[2] 袁珂：中国神话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3] 朱狄：原始文化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70页。
[4] 城步苗民，杨盛科，三苗网-智慧苗族，搜狐网。
[5] 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编，燕宝整理译注：《苗族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492页。
[6] 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编，燕宝整理译注：《苗族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第51页、第92页。
[7] 吴晓东：苗族图腾与神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8] 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编，燕宝整理译注：《苗族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9] 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编，燕宝整理译注：《苗族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页。
[10]《苗族古歌·开天辟地》，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编，燕宝整理译注：《苗族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11] 胡拓：苗族古歌中的人类起源分析，《商情》2014年第15期。
[12] 吴晓东：苗族图腾与神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13] 吴晓东：苗族图腾与神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14] 文寿摄，贵州雷山郎德下寨重现苗族成人礼，中国新闻网，2017年04月28日。
[15] 性感小A，陶渊明：你后来没有找到的世外桃源就在这里，携程-旅游攻略社区。
[16] 王宁彤：在大布红苗寨踩花山，中国民族网。
[17] 我参加编写的《中国·麻阳“苗族文化长廊”文学稿本》（四）_麻阳黄军_新浪博客。
[18] 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民间文学集（上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99页。
[19] 吴晓东：苗族图腾与神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20] 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上、下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21] 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编，燕宝整理译注：《苗族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476页。
[22] 罗义群：苗族文化与屈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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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编，燕宝整理译注：《苗族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4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