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南方之神
黎显慧
甲骨文中的南方之神“
也许中华文明是以黄河文明为中心的，周边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原。南方之神在传统文化中排不上位置，所以史籍不载。
然而，大量的考古资料并不支持这一说法。中原是后来居上的，直至周朝，周边文化并非落后于中原，特别是古老的南方文明。
吕思勉说：吾族开化，实始于南，不始于北。[1]许多迹象表明中华文明与南方之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人以南为正位，君主面南而拜。宗教礼仪清楚表明，四方之神中南方之神最尊。这南方之神处南极以出入风。为寻找南方之神，先民发明了指南针（司南）。为了正对南方之神，先民将房门朝南开（朝南开通常解释为暖和，祀神是古人的大事，暖和是次要的）。《吕氏春秋·音初》说，禹行功，见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又说：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这表明先有南音，后有北音。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应是更为古老的南音。
甲骨文的“北”字是会意字，书为“
”，是以面“南”者的背后之意来命名的，古汉语中“北”、“背”二字相通。“北”字由“南”字来定义的，也就是说，先有“南”的概念，方有“北”的概念。孰尊孰卑一目了然。
”，是以面“南”者的背后之意来命名的，古汉语中“北”、“背”二字相通。“北”字由“南”字来定义的，也就是说，先有“南”的概念，方有“北”的概念。孰尊孰卑一目了然。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在主流文化中消失呢？
在主流文化中消失呢？
谢选骏认为：首先，周人落后的经济和异样的宗教文化背景，使他们难于一下子接受殷人比较高级的鬼神体系和上帝观念；其次，殷人的宗教把上帝视为殷人的始祖，这是周统治者的自尊心难于认可的。但周人又不能完全抛弃、禁绝这一现成的宗教文化体系，因此，只能在其基础上改造而后利用。其结果，形成了原始的天命观。这一新观念是殷人旧有的重巫文化向新的史官文化的过渡形态。
周人的神话意识多披上历史意识的外衣，带有“合理化”和伦理化的斧凿痕迹。这给西周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的印记。而研究者一般把这种影响仅只追溯到孔子、“先秦孔学”或“儒家学派”，显然没有抓住中国上古神话和文化变化的真正的契机。[2]
《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先礼而后鬼神。周人在取得政权之前是没有宗教地位的。凤雏村出土的甲骨卜辞有周初祭祀商王成唐（汤）、太甲和武丁的记载，李学勤认为这几片卜甲应为周人的，而按照“神不歆非类”的原则推导，占卜者应为商人。[3]
许倬云在《西周史》中说：“周人第一要务，自然是在建立新政权的合法地位”。周朝统治初期不可能迅速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神权政治，他们还必须借助神的力量。然而，原有的神谱不是任意可编造的。周人是后起的，论资排辈，怎么也不可能居于商人之前。因而周人祭祀商人的祖先是合乎情理的。正如田昌五所说：殊不知变革之际，当另作别论。[4]
夏、商的始祖均为腋下所生，旨在表明其合法的宗教继承权。在信仰时代，编造新的腋下生子的神话是困难的。要确立自己的宗教地位必需通过宗教变革，改变人们的信仰。
《诗·鲁颂·閟宫》：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诗·大雅·生民》：不坼不副，无灾无害。这些诗句夸耀后稷受老天的恩惠顺利降生，言外之意：剖腋生子是灾害，是老天的报应。
王充在《论衡·奇怪篇》说：彼诗言：不圻不副，言不感动母体，可也。言其闿母背而出，妄也。……案禹母吞薏苡，契母咽燕卵……禹、契之母生宜皆从口，不当闿背。夫如是，闿背之说，竟虚妄也。世间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为人者生时逆也。他认为腋下生子的神话荒诞无稽。这些文献表明夏人、商人的腋下生子神话是真实的存在。
周人否定腋下生子，编造了女始祖姜嫄履巨人迹而孕，生子后稷的神话，使其祖先粉墨登场。美国学者博德指出：他们（中国人）潜心于在古老传说的那些朦胧不清的人物形象中为其氏族寻觅令人信服的谱系。较之文字典籍的发展，这一过程肇始极早，以致大部分记载于这些典籍中的神话都不可能保持其原始形态。看来，这种情况在几个主要的古老文明国家几乎是绝无仅有。[5]叶舒宪指出：到了父权制文明发展盛大的周秦之际，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开始了知男而不知女的漫长历史。一部二十五史完全是男人编写的给男人看的历史，女性只有作为帝王的后妃，作为男子所赞赏的父权制道德的殉葬者——烈女，或作为尤物或祸水才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6]
(2006-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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