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文明之魂: 2021.04

为何“三星堆文化外来说”再次流行

（Why "Samsung Heap Culture outside to say" is popular again）

黎显慧

1986年三星堆两大祭祀坑相继出土，大量独特器形引起人们的猜想，于是有了“三星堆文化外来说”，这无可非议。最近三星堆遗址新发现了六座“祭祀坑”，从目前发掘的情况看，文化面貌并没有大的改变，但“三星堆文化外来说”再次流行。三星堆遗址于1929年发现，1934年开始挖掘，距今已近百年，距离两大祭祀坑的发掘也有三十多年。这种现象是值得深思的。

现在网络资料那么多，请问：哪个国家或地区同时出土了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和玉器？即便有貌似之处，就一定是外来的？

问题出在哪里？

西方史学认为，青铜、文字、城市是文明诞生的三大要素，世界文明史是按照这一框架建立的。

文字是三大要素的核心，因为不依靠文字，史学家们则一无所知。他们坚持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是可信的，美其名曰，这是科学的态度。为了掩饰了其研究的短板，把前文字时代文化的研究划给了不受社会重视的文化人类学。

在三大要素的影响下，世界文明始于苏美尔，华夏文明始于中原的理论框架形成。文献中没有记载苏美尔人的信仰是什么，学者于是说，不管他们信仰什么；文献以黄帝为人文始祖，以龙崇拜为传统文化，学者便依样画葫芦。史学家们设的这个学术的陷阱，使至今未发现文字的文化得不到重视。中原中心论严重误导着人们，三星堆文化便是如此。

什么是文字，如何来定义？如果一个符号记录了语言、具有固定的含义，并且被广泛流传，这个符号便是文字。信仰是远古文明的动力，文字的起源与信仰有关。最古老的文字是象形的或表意的，出现在岩画、陶器、玉石器等载体上。

据考证，殷墟甲骨文中有表示信仰的文字来自岩画。饶宗颐说：长江以南的古代文明，自从河姆渡及良渚遗物大量出土以后，尤以陶器、玉器上的记号更为人所瞩目，证明在甲骨文字以前，江南一带刻划符号久已为人所使用。虽数量不多，但已脱离图画而踏入抽象性质的记录阶段。[1]一位儿时生活在越南的朋友告诉我，那里的老人们见到有文字的纸，就把它放到河里去，因为字是神的。可见，在东亚，文字的使用曾经受到很大的限制，只有神的信仰淡薄时，文字才可能大量使用。所以文字发现的早晚并不代表文明的程度。

学界恪守中原文化最先进，三星堆文化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主要精力以及资源都放在中原文化的研究上。可惜的是，被视为华夏文明起源的二里头太不争气，玉器比不过红山、良渚、石家河、凌家滩等；青铜器形制以及纹饰，看不出源头的迹象。盘龙城、大洋洲、三星堆等遗址的青铜器显然不是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青铜、文字、城市并不是同一历史时期的产物，理论框架需要建立在弄清各自起源的基础上，而截至目前，相关的研究还很薄弱。

世界上最早的锡合金青铜大约产生于公元前5500-前4500年，具有代表性的是塞尔维亚普洛尼克（Pločnik）考古遗址。张光直说：不容置疑。金属器物（包括青铜器物）的出现远在青铜时代的开始以前。[2]中国古代的居民可能在青铜时代开始之前，已有很久的使用金属的历史。在公元前5000年的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曾发现过一小片金属……与它时代相当的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也曾发现过一块小金属圆片；它的成分是65％红铜，25％锌……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也有过类似发现。[3]古蜀人的青铜器使用的是铜和磷,被称之为“磷铜”，铜与磷的比例掌握得非常好，“磷铜” 冶炼源自何方，至今仍是个谜。

外国学者指出，铜冶炼可能是在亚洲和欧洲的不同地区发明的，而不是从单一来源扩散而来。

铜冶炼起源的研究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西方学者将青铜作为生产工具进步的标志，西方的青铜多用于制造生产工具和兵器。张光直说：在整个的中国青铜时代，金属始终不是制造生产工具的主要原料。[4]“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与战争分离不开的。[5]所以，但凡有大量祭祀的青铜器出现，不要轻易贴“外来”的标签。

城市是古代社会变革的产物，“城市（city）一词源于拉丁语，城市产生的标志是什么？西方学者至今尚未有统一的认识。远古文明可追溯的历史至少有一万多年，城市的历史最多只有几千年。

原始宗教信仰是远古文明的内核，文明的形式可以变化，内核很难改变。先民的信仰可以从岩画、陶器、玉器、青铜器、甲骨文中寻。

“中原”、“中国”的“中”在甲骨文书为“”[6]从“”从“”， “”是古人观测风向的工具，““表示上风与下风之中，此乃“中”的本意。殷商甲骨文中只有四方神、四方风的记载，世俗的东南西北中是晚出的。远古先民并不崇拜世俗的“中”，以 “中原”、“中国”的概念来研究史前史，很难自圆其说。